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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劳动制度中，女性最常被看见的生理阶段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它们有着明确、稳定的法律保护要求。相比之下，“更年期”长期处在一个模糊的位置，很少被认真放进职场支持和劳动保护的讨论中。 随着女性工作年限延长，慢慢的变多人会在围绝经期乃至绝经后继续工作，这一阶段的健康保障，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职工的更年期保护，为什么没能进入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核心劳动保护框架？如果纳入其中，会不会反而导致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张力？ 围绕这样一些问题，本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歧视妇女与女童问题工作组专家陆海娜，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和中华女子学院退休教授刘明辉。

  65岁的新疆棉被厂老板王秀芹，为了追回690元赔款，跨越3000多公里，从新疆一路追到河南农村，挨家挨户寻找一名多次申请“仅退款”的买家。这场看似“小题大做”的追讨背后，却牵出了一个隐秘的“羊毛党”世界：有人把“仅退款”当作一门生意，研究平台规则、交流投诉技巧、利用AI图片和虚假物流信息骗取退款；而另一边，大量缺乏运营能力的中小商家，则在规则漏洞和平台裁决中承担着高成本。

  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频突破城市原有的防洪标准，从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到2023年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再到今年广西、浙江、吉林等地接连出现的强降雨，洪涝灾害不断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应急能力带来考验。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未来五年，我国总体将延续北方多雨的特征，东北地区及华北大部降水偏多概率较高，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较高。过去以干旱、半干旱为主要特征的北方地区，面临更加大的挑战。 城市该怎么样调整发展思路？北方城市该如何对未来的多雨趋势准备好？本刊就此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程晓陶。 以下是本刊与他们的对话。

  1988年，时年23岁的郭小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镇李将夏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小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 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小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地申诉，要求撤销郭小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

  2026年5月，我随国际人道组织“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前往非洲中部的南苏丹。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自2011年脱离苏丹独立以来，人均GDP下降至独立时的四分之一，所有指标均在全球最差行列。自2023年4月苏丹爆发内战以来，它又接收了超过100万苏丹难民和南苏丹返乡者。 一直以来，南苏丹云集了各类国际援助机构。这一个国家展现出一种奇特的运转方式：不但依赖国际援助提供公共服务，而且也依赖它们提供正式工作。但随着2025年全球国际援助普遍退潮，这一个国家的结构性问题更为残酷地显露出来。南苏丹正处在惨烈的人道主义危机中。

  6月12日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但远在万里之外的浙江义乌，早就进入了“比赛时间”。跟着世界杯热点生产的解压足球一个月卖出40多万个，球衣订单增长两三倍，足球、假发、喇叭、手链、宠物球衣源源不断发往海外。社会化媒体上的热点、球迷的情绪、球队的晋级预期，被迅速拆解成颜色、图案和款式，再经由密集的工厂、灵活的代工网络和遍布全球的销售经营渠道，变成一个个装满集装箱的商品。 在义乌，“爆单”从来不是一个新鲜词，世界杯也只是众多国际热点中的一次生意机会。多位义乌商家告诉本刊，抓热点是义乌的强项——他们习惯于追逐流行、快速试错：什么火做什么，热度来了就接住，热度退去便迅速转身，“在义乌搞生产就跟呼吸一样简单”。